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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LuXun) 
      周樹人 (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20日)，字豫才。十七歲之前曾用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浙江紹興人，魯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費生，赴日本進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 1904年9月，入仙台醫學專科學醫。後棄醫從文學(詳見《藤野先生》一文)，回到本國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魯迅先生一生寫作計有600萬字，其中著作約500萬字，輯校和書信約100萬字。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詩歌、評論、散文、翻譯作品。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魯迅青年時代曾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價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深刻的影響。魯迅的代表作品：《吶喊》《徬徨》《故事新編》《朝花夕拾》《阿Q正傳》。

1930年的魯迅。LuXun

魯迅早年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今屬紹興市越城區)的一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在北京任官員。魯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父親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親魯瑞。
 1892年，11歲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8年，17歲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的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改名為周樹人。
 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並與陳衡恪結下友誼，
 1901年畢業。
 1893年(光緒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開始衰落，同時其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深刻的影響。
 而童年的生活場景，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進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說。
留學日本
     魯迅與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著名作家都為留學日本派。1902年2月，21歲的魯迅赴日本，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2年後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12年改制東北大學醫學部)學習現代醫學。魯迅選擇學習現代醫學，是因為父親的病故造成他對中醫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他是東北大學的第一位外國留學生，也是當時仙台唯一的中國留學生。

青年鲁迅

      魯迅在醫校學習一年後便從學校退學。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稱自己是因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裡，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據永田圭介的專著《秋瑾——競雄女俠傳》在1905年秋瑾回國前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對反對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痛罵，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厲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國與朱安結婚。本年秋天魯迅攜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
      1907年曾擬創辦雜誌《新生》，因經費問題未能如願。1908年師從章太炎，加入光復會(周作人認為並未加入)，並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一些東歐和俄國的短篇小說，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但銷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約，創作一部描寫魯迅留學生活的小說《惜別》，1945年出版。
回國任職
     1909年，28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生理學化學教員、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紹興師範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校長等職務。1911年寫出第一篇小說《懷舊》(文言文寫作)。
      1912年，31歲的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凱做大總統後，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這時他經歷一段思想苦悶時期，對社會改革頗感失望，沉迷於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編謝承《後漢書》、《嵇康集》。後受錢玄同影響，重新投身新文化運動，併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和北京大學兼職講師。(註：魯迅當時在北大兼職講師，並不是北大職工。因為當時蔡元培校長定規，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是教育部里資料抄寫員。這裡往往被寫北大歷史的人搞錯，生拉硬拽把魯迅也當成北大職工。)
       1918年，37歲的周樹人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中國雜誌《新青年》上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年12月，他還生動地塑造了阿Q形象，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1924年，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辦同人周刊《語絲》。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會見且合照。當時中國文壇對於泰戈爾訪華的評價趨於兩極化，魯迅將其訪華評價為「做了一瓶香水」。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公務員，級別是薦任，機關是教育部，單位是社會教育司，歷任第1科科長和僉事(輔助司長的高級幕僚)。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制定注音字母；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並設計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術字體；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後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被教育部時任署總長章士釗免職為止。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周樹人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註：魯迅並沒有被通緝)。蔡元培將教育部改革為大學院期間，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後，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在廈門和廣州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一八慘案，被北洋政府通緝(註：魯迅並沒有被通緝，這裡《而已集·大衍發微》有錯)，於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數月後，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與自己29歲的學生許廣平同居。當時是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請魯迅到校。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騮先寓夜飯」，騮公邀魯迅共吃年夜飯。不久又聘顧頡剛來校，顧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魯迅很不服氣，聲稱只要顧來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晚年在上海
       1927年10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到達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區域 (所謂「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區北部魯迅公園一帶)，那裡有特殊的政治環境保護他寫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後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但魯迅與左聯領導有很多思想上的衝突，因而有人認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間，魯迅創作了很多回憶性的散文與大量思想性的雜文，翻譯、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
     魯迅在上海期間，和宋慶齡、陳賡有交往。魯迅所主持的文學團體和郭沫若、郁達夫主持的文學團體有矛盾。魯迅扶植獎掖文學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蕭軍、蕭紅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張春橋進行過論戰。 自1931年起，魯迅大力倡導木刻版畫，由此開始了中國創作版畫的歷史。
      1933年，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憑弔柔石、胡也頻等被國民黨捕殺的五位「左聯」成員。 中共宣傳部長李立三寫信給魯迅希望他用真名罵蔣介石，魯迅拒絕說：「文章很容易寫……但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年55歲。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注意，在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他一個文藝界人士舉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禮，民眾代表在其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轟動一時。第一次從萬國殯儀館啟靈時的抬棺人共12人，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巴金、鹿地亙，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田軍）、黎烈文。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於上海虹口公園。
      魯迅的遺囑共有7條，其中前幾條交待喪事從簡，第5條交待幼兒周海嬰「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6條是對別人應許的事物不可當真，最後一條是萬勿接近「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
      關於魯迅之死，亦有一些爭議。魯迅之子周海嬰曾撰文，懷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療而早死，後經證實，魯迅的真實死因應該為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

上海魯迅故居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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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1906年，25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國，遵照母親的意見而與時年28歲的朱安結婚，但一生未與朱安同床(據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只有兩三次」)。婚後第四天魯迅東渡日本(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四天東渡，而是秋天才動身的，八九月份之間)。
     1927年10月8日魯迅在廣州與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在上海出世。 魯迅有三個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壽(1893-1898)、一個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周海嬰之子為周令飛。周令飛在1980年代時與來自台灣的女同學張純華相戀並移居台灣。他的女兒周璟馨(即魯迅的曾孫女)曾參加台灣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並成為熱點人物。
作品
       魯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靈活，風格鮮明獨特。在他55年的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有《魯迅全集》二十卷1000餘萬字傳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多篇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對新中國的語言和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小說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魯迅後期小說結集為《故事新編》。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注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後期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映射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洒脫，大異前期。魯迅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大陸婦孺皆知。一般認為，代表魯迅最高文學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詩集《野草》。
雜文
       魯迅首創以論理為主，形式靈活的新文體—「雜文」，並將之發揚光大。他的雜文數量極多，題材廣泛，形象鮮明，論辯犀利，文風多變，毛澤東譽之為「匕首」和「投槍」(匕首投槍一說本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代表作有《二心集》、《華蓋集》等。
散文
      魯迅散文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結集為《朝花夕拾》和《野草》。前者以追憶兒時往事為主，平易曉暢，風趣生動。代表作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野草》則以尼采式的散文詩形式，表達對社會、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當時虛無主義的悲觀心境。語言色彩艷麗而冷峻峭拔，意象獨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對日後中國白話散文詩的發展有著一定影響。
詩歌
      魯迅並不看重自己的詩歌創作，只是偶爾為之。其詩作傳世無多，主要以舊體詩為主，多有佳句。早期詩歌深受古詩影響，多吟詠離情感傷。留學日本時作《自題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真切動人，境界大開。《四一二事變》一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徬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較同時代的其他詩人，魯迅的詩歌在當代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常被引用來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則常被引用以自況。
譯作
      魯迅也以譯作著名。在魯迅留下的1000多萬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譯歐美文學及日本文學作品，如尼采、凡爾納等，後期則主要翻譯東歐文學及蘇聯文學的革命文學作品。他的翻譯強調忠實原文，有時甚至連原句的結構也不加改動，以「硬譯」風格聞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歐式的長句，來增加漢語對複雜關係的表現力。據統計，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
魯迅的語學素養
      魯迅的古文、日本語水平高，德語也相當有水平，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的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野草〉英文譯本序》)。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雜憶》)。
       《阿Q正傳的成因》裡，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又接著說「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
      《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裡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後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爾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於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只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攝於1936年 Lu Xun in 1936

故居

鲁迅最后的照片(1936年) -- 在上海八僑仙青年會所舉行的"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會場內，黃新波等木刻青年在聆聽魯迅先生的教誨。

鲁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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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寫作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 。
    魯迅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此外還有《魯迅書信集》、《魯迅日記》等存世。
 魯迅評價
 對於魯迅的評價以正面為主，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評價
    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最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兩岸政府對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評價，使當代對魯迅的真實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較重要的當代魯迅研究學者有王瑤、林辰、朱正、王得後、錢理群、李歐梵、周策縱、王富仁、陳漱渝、汪暉、張夢陽、徐麟、王乾坤等。學者嚴家炎、何滿子、邵燕祥、林賢治、王元化等對魯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為藝術家的張仃、吳冠中、陳丹青、范曾等大家對魯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論述。
    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於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複雜的地方之一。
    中國共產黨對魯迅有高度評價。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評價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並將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共產黨掌權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
    不過，據2001年出版的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於同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評價魯迅：「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郁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厲的風味。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當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於北京  臧克家 ”
     著名學者胡適：「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魯迅負面評價
       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薛涌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相比於特瑞薩修女式的行動家，魯迅缺少對平民的博愛精神。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
魯迅其他評價
      1979年錢鍾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王朔：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
     夏志清：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於1936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於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為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
     王蒙：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

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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