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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
中評社 北京3月18日訊   2012-03-18 09:35:30           
　　李雪峰 (1907年—2003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四人幫”迫害，被隔離審查8年之久。 以下是人民網登載的文章《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
批判羅瑞卿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參加中央的會議。當時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從河北永年縣趕回北京，8日由北京飛到上海，行前對會議內容一無所知。
　　12月9日開始開會。會議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沒有參加，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羅瑞卿。
　　批判羅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讓葉群從蘇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羅的狀。林讓葉到杭州，告訴她要躲開什麼人，直接找到主席。葉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見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麼事，讓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談了談。她在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毛主席本人講，葉群又去，寫了一個條子，要求面談。這樣才見到毛主席。
　　據說講了5個小時，主席聽了5個小時。主席問得很仔細，但一直不表態，最後，主席相信了葉群的話。
　　這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視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馬上回來，到上海開會。羅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接到通知就飛往上海。一下飛機，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迎接，將他送到一個地方，警衛森嚴，實際是軟禁。羅瑞卿是搞保衛工作的，他一住下，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氣，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始終沒有參加會議。李井泉不知道，還給羅瑞卿送桔子。
　　我參加的那個組是總理主持，有賀龍，還有葉群等知情人。
　　葉群在會上介紹她與主席談話的過程。她揭發羅瑞卿和劉亞樓兩個人躺在床上，密談一直到天黑。（劉已於1965年5月病故，生前為空軍司令員。）說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
　　1.林總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現在不退出，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好好保護林總的身體；
　　3.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
　　4.一切由羅管，要放手叫他去管。還說羅罵林是“占著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會上，鄧小平比較和緩，傳達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軍的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的批示，內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總理也很謹慎，態度不很明朗。賀龍講了幾句。
　　林彪在會議上宣布撤消羅瑞卿的職務（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
　　我當時想，羅是聽毛主席話的，和毛、林的關係從來都是可以的，怎麼一下子成了現在這樣?! 
　　會上規定不准記錄，也沒有講怎麼傳達。會議開得十分秘密。13日會議結束。
　　16日我飛回北京。要向下傳達，因為沒有記錄只能是口頭傳達。我當時兼北京軍區政委，在軍隊本應由軍隊的廖漢生同志傳達，但他說軍隊、地方一塊傳達，非要我傳達。我是第一政委，沒辦法，只好傳達了。我也沒多說，寫了一個很短的提綱，後來又在華北局傳達，要點就是毛主席決定開會批判羅瑞卿，大家都贊成。會後，軍隊就開始批羅了。  
     搞掉羅瑞卿，不等於說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幹部是反覆的、長期的。他批評彭德懷時就說過林彪：“別的事都是馬列主義，就是對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義。”林將自己的病看得過重了。抗美援朝這麼大的一件事，高級幹部理應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讓林彪指揮時，他竟推了，還認為不應出兵，自己跑到蘇聯養病去了。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麼關係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崗這條線。高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來往，而高崗進行反劉少奇活動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聯繫到早在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上林就反過主席，主席碰到困難的時候林會怎麼樣，主席一定會反覆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毛雷爾、齊奧塞斯庫在中國訪問期間，曾勸中國同蘇聯和好。主席頂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蘇聯總要有個表示，先講話（自我批評），百分之九十的責任應該是他們的；林就在一旁說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講不宜搞急刹車，林就趕快講：如果急刹車可能摔下來。林總是這樣，總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見完全相同，而且講的比主席講的還厲害。主席一講完話，他馬上講兩句話，第一句是毛主席發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擁護。他的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從另一個方面考慮：你一直捧我做啥?實際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覺。本來，把羅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對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著軍隊。不然為什麼定了一條：文革期間不准調動軍隊，調一個排也要軍委主席簽字，就是必須由毛主席簽字。可見毛還是不完全放心，不讓林有權調動軍隊。
第一次杭州會議
　　1966年上半年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醞釀時期。
　　上海會議後，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趕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藝革命”問題。林向總政下達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據林的委托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江說：“在文藝方面，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3月22日林彪將座談會紀要報中央常委。紀要經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報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3月8日凌晨，邢台發生地震。我們正在天津召開華北局書記處生活會。8日晚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進行救護、救災工作。我當時表示要去邢台。總理說：你先不動，我先去。
　　總理赴邢台視察後，12日到16日在天津參加華北局的會議。16日總理作報告，會議結束，我們回到北京。
　　會議還未結束時，我就接到通知，讓我到杭州開會。
　　17日我從北京乘飛機到上海，而後乘火車到杭州，我們住在新落成的西泠賓館。忙中偷閑，住下後游了蘇堤。
　　當天下午5時我們就到主席那裡開會，主席住在劉莊。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加上六大區書記，總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沒有來，他為了躲開處理羅的事，到三線視察去了。林彪似到場。
　　這次會議我有記錄，會開得很自由，沒有正式報告，主要是毛主席講。他先是扯些閑話，很隨便的，然後講到文化革命，點了喬木的名字（他未到會），批評了吳冷西，說：“我看你們只是半個馬列主義者，半個三民主義，你們自己做結論，算不算馬列主義?”大家也聽出來不只是這幾個人的事，而是批評文化工作方面的問題。主席也沒有講得那麼透。
　　大家聽著，啞口無聲，誰也不能表態。陶鑄是勇敢的，敢講話，這次也很謹慎。參加會議的人相互之間也不敢多說話，又都想試探一下，了解情況，但是誰也不主動，也不敢主動。
　　當時彭真的地位還可以，是中央秘書長，還管著羅的事。記得會議中間，他去接電話，回來說羅（3月18日）跳樓把腿摔壞了。這時毛主席有些驚訝的樣子，問：“為什麼跳樓?”然後講了一句：“真沒出息!”聽起來那意思是官司剛開始打，就跳樓，官司還在後頭呢。我想主席還在觀察，從事後的事態發展也可以看出。主席為什麼講這句話，因為中央還未做結論嘛。主席還在考慮還可能牽扯到什麼人。
　　三月會議主要點了楊尚昆、陸定一的事，還聽了江青介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會議對羅的揭露就多了。一邊倒，群情激奮。光聽會上的揭發，羅的問題就大了。
　　20日上午會議結束。
　　21日，陶鑄領頭，大區書記們參觀了花塢、玉泉。我們離開杭州到上海。23日從上海飛回北京，當天召開書記處會議。  
第二次杭州會議
　　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就召開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我於14日從邯鄲返京，15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賓館（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麼，三月不是剛開了會?”
　　我說：“我也不知道。”
　　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20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大了。
　　會還沒有正式開，18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的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他始終沒有看到。我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
　　19日開始開會。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裡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的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裡住，願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已聯繫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在西泠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我們也只能講些廢話，“天熱了……”。誰也不敢講正題。 
　　4月21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後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因為少奇從3月2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
　　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講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只記要點。我的記錄是記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劉志堅回憶：4月1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台8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倆飛上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5月1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個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沒話講。開始三個人在一起，面對面幹坐著，後來宋任窮離開前艙，到工作人員那邊，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裡都明白，我們倆的任務是“護送”他回來。
　　到機場後，我們各自坐車走了。後來有人說我把彭真交給安子文了，這是不對的。
　　上海會議搞羅，三月會議點楊尚昆、陸定一，四月會議批北京市委，批彭。這時誰都知道，問題剛剛開了個頭，遠沒有完。誰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發展。這時的北京大家都很緊張，到處打聽消息。 
五月政治局會議
　　五月政治局會議一般說法是3日開始，先召開了幾次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華北局，準備開華北工作會議，工作十分緊張。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對著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我走進去，坐下看見桌子上放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書，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說他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的純潔的處女之類的話，說嚴慰冰的揭發信全系造謠。
　　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裡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時，當我拿起來看林彪的手書，還未看明白，就聽見聶帥拿著林彪的手書，生氣的衝著主席台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這等於是給主席台上提意見。
　　這事和政治局又沒關係，這種事還發文件，丟人!可笑!這個文件是針對陸定一和他夫人嚴慰冰的。這麼嚴肅的會，發這種文件，真讓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
　　從會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認為他有錯誤，但不同意這樣搞。看得出少奇有氣，壓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會議，等於反對他自己。總理也很慎重，不講話。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
　　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議，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點批判《二月提綱》，說它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準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通知說，“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嚴重的話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一通過，形勢就嚴重了。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會議休息了兩天，到18日繼續開，仍是劉少奇主持。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即有名的“五一八講話”。
　　林彪在正式講話前問陸定一：“我對你怎麼樣?”
　　陸定一說：“很好。”
　　林說：“我對知識分子歷來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學生），你怎麼那麼整我。”
　　因為林彪點了名，會後，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當時，我們還在外面沒有走。陸定一則在旁邊的屋裡等著。
　　鄧小平喊我進屋，讓我和李富春去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
　　富春非叫我領頭。我讓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們倆站起來，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的門口只有幾步路，誰也不願意走在前面，一直並行，走得很慢。走到門口，他推我，我年輕，只好服從。一進門，我就靠邊坐下。坐下後，應由他先說，他又推說讓我先說。陸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講。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志出席這個會議。”這是小平找我談的，誰找富春說的我不知道底細，只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
　　陸定一說：“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
　　我勸慰：“會議定了，休息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富春也說：“是啊，事情總會弄清楚的，中央決定……”。
　　林彪講話事先做了準備，他有個簡單的提綱，字有核桃大，他說：“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來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他殺氣騰騰，大講“政變”，從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國的政變，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有。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
　　5月23日，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審查。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調葉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我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討論時我說：“我一個人不行，調一個人做副書記。”候選人提了兩個，吳德和華北局的什麼人。1936年我和吳德搭過班子。他在棗園工作過，康生了解他。最後決定吳德任第二書記，郭影秋、高揚文、馬力為書記。
　　24日又發了《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這兩個文件都下發到縣團級。 
康生 陳伯達騙我到北大講話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學生食堂的東墻上貼出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臥圃諼幕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臥剖潛貝蟮澄副書記。大字報的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校黨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後來才知道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軼歐等人到北京大學串聯了。
　　大字報一出來就將黨內矛盾公開了，而且這是1957年以來第一次在北大出現大字報，一下子就引起轟動。學校內部，學生馬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反對大字報的，一派是擁護大字報的，兩派各說各的理，互不相讓，形成對立。在辯論中青年人火氣大，有個別人動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許多留學生，消息馬上傳到國外。北大的校門歷來是敞開的，外面的人聞訊後紛紛進去看大字報。
　　這天晚上我接到陳伯達的電話，他要我去北大，說：“形勢嚴重，怕大字報上街，怕串連。現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報，怕人們上街遊行。”看來他們放了火，還不知毛主席的態度，怕火燒到自己，急於穩住陣地。
　　我說：“我不能去，因為中央沒有正式通知，師出無名。”這時吳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吳德還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華北局的名義去也不行。
　　陳講：“形勢嚴重，很可能發生遊行。在北大如何貼大字報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講話不可，我也不能給主席打電話，現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聯繫，因而沒有答應。又拖了一下。
　　陳伯達著急了，第三次給我打電話，話講到這種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還是不答應，他又說：“我們一塊去。”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已內定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負責運動的。我沒有辦法，只好同意了。
　　這時外事辦副主任張彥也來電話說，他剛從康老那裡回來，康老讓我和蔣南翔一起去。康老的意見是，大字報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個學校去，不要上街。總理也指示了幾條：正面講毛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做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要負責人親自去做工作。張彥說：先和你打個招呼，康生還要找你。
　　過了一會，康生就來電話了。我先講了張彥轉告的話，他說：蔣南翔已經來過了，你不來也可以。我說：陳伯達來過電話，要我講話。康生聽了表示可以。
　　這時，陳伯達又來電話催我。我說：“我等你。”我考慮，我一個人上台讓群眾一包圍，我連個報信的人也沒有，就找解學恭、池必卿來開會商量。我說我在台上，你們散在台下，聶元梓是太行的幹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聶的工作。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點多了。我和陳伯達聯繫，陳這時卻說：“我正在改一篇社論，去不了。”陳伯達要我去北大後開個緊急會議。（這暴露了康、陳兩個人的互相勾結。）
　　我趕到北大臨湖軒時，陸平正在主持校黨委會。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副部長劉仰嶠也在。他們已經開過了一個八百人的黨團員幹部會。我先聽了一段匯報，就說：“已經開過了，那就算了吧。”蔣說：“雪峰同志你既然來了，我們就再開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劉仰嶠和張彥。又要開會，我講什麼?我就叫張彥再提供一些情況，傳達周、康、陳的指示。我一邊聽一邊想，心裡生氣，為什麼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請張彥先講講，我主持會。他不講，我問總理還有什麼指示，他說沒有了。
　　等於原班人馬又開了一次會，在黨團幹部會上我講了25分鐘。後來群眾概括為幾條：1.不提倡寫大字報；2.大字報要內外有別；3.要有領導；4.要有步驟；5.不一定開大會聲討，等等。
　　會後，我回到家裡，睡不著，心裡考慮，中央還未吭氣，我這樣做合適不合適?天還沒大亮，就給少奇打了個電話，不想碰了個釘子。我剛說我在會上代表中央、包括總理講了話，他馬上頂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趕快就說：“那怎麼辦?我馬上寫一個檢討，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說：“那也不要。”說完就把電話掛上了。我一聽就知道事情不在我這兒。這句話把我解脫了。
　　通過這一天的事，覺得康、陳是對我來了個突然襲擊。本來我對康、陳有些看法，但當時也不敢太懷疑，因為他們都是老資格的同志。 
毛主席決定發表第一張大字報
　　5月31日，陳伯達親自到《人民日報》社，改組《人民日報》社，撤了吳冷西社長的職務，宣布中央確定派工作組進駐。這是中央派的第一個工作組，而且由陳伯達宣布，並由他領導。
　　改組後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這篇社論實際將林彪五一八講話精神公布於眾。社論宣布：“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6月1日，我們正在開華北工作會議，由我傳達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下面遞了一個條子，說是由康老那裡送過來的文件。我打開一看是康生寫的條子。內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並說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內容，因為時間倉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記不清了。考慮到事關重大，我在會上念了康生寫的條子。
　　6月1日晚8點，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毛主席稱讚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一下子火就點起來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會上說：“大字報廣播後，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報廣播後我就十分被動，因為我在北大的講話與毛主席的評價顯然不同。
　　當天晚上，張承先率少數工作隊員進了北京大學。
　　6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醒目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的文章說“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並說北大的黨組織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說“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各高等院校紛紛效仿北大，揪鬥校系領導，衝垮各級組織，從此全國高校陷於混亂，一發而不可收。
（原載《回首“文革”》， 張化 蘇采青/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以上文章內容真實性僅供參考)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集體動員群眾的無腦瘋狂場面，每人手中都有也高高揮舞一本小紅書。

《回首“文革”》， 張化 蘇采青/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文革期間胡耀邦被無腦紅衛兵用皮帶抽得滿地打滾

文革被集體動員群眾的無腦瘋狂場面，批鬥會工具

官員政治鬥爭，社會人民階層卻無孔不入，無人不與，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宗教主義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集體動員群眾的鬥爭瘋狂場面，無腦人民階層成為工具打手

似曾相識，一指神功，中國最有力的氣功，立即令人頭昏。批鬥會場面壯觀，年代應該早些，應是在那擁有房地產就很難過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 山東省紅衛兵用炸彈挖掉孔子墳
(網路資訊)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不過如何破“四舊”中共中央並沒有說明，幾天之後的8月18日激情澎湃的紅衛兵們在天安門廣場受到了領袖毛澤東的接見，首都紅衛兵率先走上街頭，“破四舊”終於進入了實際操作的階段，5天之後的8月23號，山東曲阜縣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紅衛兵即將衝進來，當時曲阜一中的學生們為了保衛孔廟，在孔廟大門上貼出了“緊急行動起來，防止階級敵人的一切破壞活動的”標語，許多農民來到了孔府門前站崗，他們來不及製作紅袖標，就在胸前別上一個紅布條寫者“貧下中農”。

     為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人民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面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了標語，不過，此等努力在愈演愈烈的“破四舊”的風潮中簡直是不堪一擊。就在這一年的11月9號，200多人組成的搗毀“孔家店”的隊伍在北京紅衛兵頭頭譚厚蘭的率領下，從北京來到了山東曲阜，在最初階段砸孔廟的行為受到了當地政府的阻攔並上報中央文革小組，兩天后，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從北京拍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也打來電話，“明代以前的碑都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孔墳可以挖掉”，“尚方寶劍”在手，紅衛兵們就肆意妄為了，11月13號，孔府大門被迫打開，紅衛兵一湧而入，11月15號，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會後，手持鐵鍁镢頭的紅衛兵和抽調來的農民扒墳隊在孔子祖孫三座墳墓上同時作業，革命小將們為了更快地挖開墓穴還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孔子墓被炸開了。

文革中破壞文物場面

文化大革命 山東省紅衛兵用炸彈挖掉孔子墳